前言演进论实践论健康是没有疾病(Boorse)健康是实现重要目标的能力(Nordenfelt)健康是(元)能力(Venkatapuram)健康是一种完全的身体、精神和社会健全的状态(WHO)健康是适应和自我管理的能力(Huber et al.)实践导向的多概念与概念的演进不同实践,不同目的生物医学研究、健康测量与健康不平等慢性病与残疾问题当今环境与政策问题康复与物理治疗概念的反思总结
前言
健康意味着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答。设想一位唐氏的患者,他是一位竞技游泳运动员,热爱他的运动,同时在游泳馆做着兼职,拥有有意义的生活和和谐的社会关系。他在何种程度上是健康的呢,尽管患有着残疾或慢性健康问题?再设想一位医学科研工作者,他在设计一项实验研究,他写下了几条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他还为介入结局的测量选择了几个量表。在他眼里,健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健康是什么?没有对健康概念的理解,就没法抓住我们所做的工作的本质。没有对健康本身的反思,就不会有对实践的引导理论。健康的概念指导我们的实践,同时我们的实践也塑造着健康的概念。我们说一个人健康,不仅仅是对他的一种属性的描述,我们同时还做着评价。我们说一朵花是“红的”,我们仅仅在描述,而我们说一个人是“勇敢的”,我们不仅在描述,还是在评价,我们认为勇敢是积极的,是好的,也是有某种评价标准的。所以我们成“红的”是“薄概念(thin concepts)”,而“勇敢的“是”厚概念(thick concepts)“。健康当然也是一个”厚概念“,它的评价性的方面强调,不同的实践可能需要不同的健康概念,因为他们关注的和在意的方面是不同的。对不同实践的不同概念的反思,也让我们批判性的反思我们自己的实践的“先入之见”和目的。
1948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概念——健康是一种生理、心理、社会上的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在治疗师和其他医学从业者中人尽皆知,它作为一种国际标准,被“奉行”至今,当然在此基础上也有许多扩大的概念和实践模型,比如我们最熟悉的模型之一的的生理、心理、社会模型。
WHO的概念被创造时,造成死亡的最大因素是心血管疾病、感染性疾病和癌症。当时“残疾(disability)”被认为与不健康是等同的,是作为负面的健康结局而需要医疗或者公共卫生介入来预防的。但这种概念面对的不是现代的公共卫生问题,如吸烟、肥胖、HIV和最近的传染病(新冠)大流行,也没考录到社会决定因素的影响、慢性疾病、环境暴露、基因组学以及科技带来的改变。
因此,在1986年渥太华健康促进宪章,WHO提出:“健康是日常生活的资源(来源?)(resource),而不是生活的目标。健康是一种积极的概念,强调社会和个人资源(resource),以及身体的能力。”更重要的,2001年,WHO区分了健康、功能和残疾,提出了ICF架构。依据ICF,健康被认为是与功能和残疾相分离的。健康情况、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一起影响健康。残疾是一个总称,指的是损伤(impairment)、活动受限(activity limitations)和参与受限(participation restrictions)。
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环境的改变,健康的概念似乎也同样地“演进”着。在同一个实践领域,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挑战,适应性的改变着健康的概念。
我们总有一种希望,希望对健康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这种假定认为某种健康概念是最为恰当的、一贯的或者说普适的认识。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健康概念在不同的实践中的运用并不是那么一致的。即使我们总是强调,有一种更加全面的、更加合适的对健康的理解,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下解释的健康概念,或者ICF模型下的健康概念,我们仍不能在我们现实的实践中完全贯彻这些概念。我们可以说我们自己的实践做得还不够多,但反过来说,也可能是我们使用的概念不符合我们的实践的情况。
健康概念是有实践性的,因实践的不同而不同。健康概念又是有演进性的。康复治疗与物理治疗,应该因问题的不同,运用不同的概念,也应依照时代而进行适应性“演进”。
演进论
健康概念时间上的不同是“演进”,还是仅仅是平行的一些概念?前言提到健康概念这个“厚概念”,强调其因实践的不同而不同,因时代的变化而出现适应性演进。这两个特征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实践论认为没有一个最恰当的概念,而演进论我们总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全面的概念。我认为这是两个问题,实践论是在不同的实践,而演进论是在同一实践。当然这只是我的观点。现在我们从两个视角来简单回顾概念的“发展”。
前言提到,WHO的健康概念从1948年到1986年再到2001年ICF进行了多次演进。但即使如此,它仍然被认为是不完美的。在之后许多作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扩大了我们对健康的理解。Sartorius(2006)提出健康是可以与疾病或损伤共存的。他总结了三种在当时主流的健康概念(1)没有疾病或虚弱;(2)一种个体能恰当应对生活需要的状态;(3)一种在自身与社会和物质环境平衡(balance and equilibrium)状态。Sartorius提到,第一种定义只关注到医学专业的观点而没有考虑到个人的视角。第二种定义的局限在于他忽略了一种情况,即使一个人能按预期那样应对问题,但只要他自述自己是不健康的,他也可能是不健康的(健康的主观方面?)。Sartorius等人认同第三种定义,认为健康是一种平衡状态,借此患有疾病或损伤的人可被认为是健康的,只要他能够确定一种内在的平衡,使得他们能从生活中得到最大的收获,尽管存在疾病和虚弱。这就是健康的平衡理论。
2001年,在对科技进步和全球危机的回应中,柳叶刀的编辑们呼吁建立一种更当代的健康观念以理解当前基因组学环境与行星健康的影响。他们提倡一种动态(dynamic)的观念,把完美(一种完全的状态)用适应(adaptation)加以替代。这种观点认识到环境和个人因素不是静态的,而是高度动态的。比如说战争与冲突会从社会结构中扯下一块碎块;政策会导致营养或医疗不足;失去生计或配偶会急剧地改变一个人的经济状况。他们主张的健康适应理论为更有同情心安慰和创造性的医疗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健康是通过适应达到的这种观点,与现在的情况特别相关。全球范围来说三个成人中有一个人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疾病,在老年人和高收入国家比例更高。大约15%的人患有残疾。更多的人生活在动乱的社会、个人或经济情况下。
在参与呼吁改变定义的呼声中,Huber及其同事总结了WHO1948年定义的缺陷。简单来说包括那种“完全的状态”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无法达成的;1948年定义无法解决在目前的人口统计学上许多人患慢性病的问题;WHO1948年的概念十分难以使用,因为这一种完全状态既没有操作性也没有可测量性。认识到重新定义的艰巨与复杂,他们集中于维持与保持平衡的动态健康观上,并反映为“健康是适应于自我管理的能力”。在后续工作中,他们支持健康的六个维度的概念:身体功能、精神功能与感知、存在健康(existential health)、生活质量、社会与社会参、日常功能。
近来对社会决定因素的关注强调了环境与社会因素对健康的重要性,如系统性种族歧视、资源贫乏社区和慢性压力等。Halfon(2014)等人采用生命历程健康科学方法,以解决环境暴露和生物行为健康的实验。他们主张健康体系改革必须考虑生命历程以理解出生前和儿童早期事件如何影响后续的健康。相似的,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的“健康文化”的概念推进了一个更宽大的健康观,包括整体的健康并结合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Emerson等人指出环境如何特定残疾人群的健康,同时其他人表明了种族主义和健康至上主义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
Krahn(2021)及其同事,受当前为残疾患者工作的启发,提出了新的定义:“健康是生理、精神、社会和存在在适应生活和环境情况时的一种动态平衡。”这个定义在2020年的背景下诞生。这是Covid-19新冠大流行证明全球健康是相关联的时代,也是为维持个人和人群健康适应剧变背景的时代。这个更新了的定义包括六个显著特点:(1)动态性;(2)连续性;(3)多维度;(4)与功能受限区分;(5)决定于平衡与适应;(6)受社会和其他环境因素影响。
下表是健康概念演进的过程。
实践论
Haverkamp(2018)等人提出,有五种主要的健康概念。(1)没有疾病(Boorse,1977,2014);(2)(第二序列的)实现个人重要目标(vital goals)的能力((Nordenfelt, 1987);(3)达到一系列基本能力的“元能力(meta-capacities)” (Venkatapuram, 2011);(4)一种完全的身体、精神和社会健全的状态(WHO,2006);(5)面对社会、生理和情绪挑战的适应和自我管理能力(Huber et al., 2011)。下面我们来做一点简单的回顾。
健康是没有疾病(Boorse)
生物统计理论(biostatistical theory,BTS)的健康概念,可能是至今为止争议最大的概念。Boorse企图指定一个健康的理论概念,来最好地抓住(西方)医学教科书对这个术语的用法,而结果就是健康基本上被理解为没有疾病。以美国医学协会(AMA)标准命名法为参考点,表明医学理论所承认的广泛疾病范围,这使他提出了健康的概念,即统计上正常的生物功能状况。因此,“生物功能”被理解为为了达成生存和和生殖目的的身体部分和生理系统的功能。“统计正常”是指该生物所属物种的这些部分功能的典型表现水平。或者消极地说,健康就是完全没有疾病,因此疾病被定义为一种“使一种或多种功能低于典型效率”的状态。由于关于物种设计的统计学和生物学理论告诉我们什么可以算作健康,BST声称确定了诊断一个有机体是否健康的客观标准。对Boorse来说,“健康”或“没有疾病”本身并不一定有价值,因为它被理解为一个有机体的一种纯粹的描述性质,所以在他看来,健康是一种纯粹描述性的、自然的概念,也就是一个“薄概念”。
尽管存在着重要的和基本上公正的批评,我们并不能完全忽略BST的健康概念,因为它大致上与该术语在医学语境中使用的方式一致。更一般地说,Boorse的理论抓住了一种普遍的直觉,即患病意味着健康状况下降。
健康是实现重要目标的能力(Nordenfelt)
BST可能抓住了健康与疾病相关的观点,但它的理论方法似乎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我们通常把健康作为人的因素来谈论。Nordenfelt想要掌握的正是这个术语的普通用法,通过采用一个更全面的观点,摆脱布尔斯对部分功能的关注。Nordenfelt将健康定义为实现所谓“重要目标”的第二序列(second-order)的能力。如果我们的行动所指向的目标是获得最小幸福(minimal happiness)所必需的,那么这些目标就是重要目标。Nordenfelt把最小幸福定义为这样一种状态: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或她想要的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Nordenfelt认为,健康和最低限度的幸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这两者并不必然相互包含。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应该看看他关于“第二序列”能力的概念。第一序列能力是指一个人所拥有的实践上的可能性或机会,第二序列能力是指一个人实现这种第一序列能力的能力。这种第二序列能力是一种“内在”能力,即一个人的精神和身体能力独立于外部环境的立场,而第一序列能力是指实际处于有利的环境中。我们可以看出,健康作为第二序列的能力,对达到最小幸福来说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例如,一个人的重要目标是成为一名木匠,可能在原则上能够成为一名木匠,而没有实际处于做木匠工作的位置,或没有机会学习正确的技能。由于缺乏合适的环境,他不能实现他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不是最低限度的幸福。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木匠(对他来说,做木匠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他失去了一条手臂,从而失去了钉钉子和锤子的第二序列能力。但如果他接受了假肢和正确的训练,他就能恢复第一序列能力,也就是,重新从事木匠工作的机会。因此,他可以通过接受社会和物质支持而获得最小限度的幸福,而他自己本身却没有能力实现这一重要目标。
Nordenfelt想表述出健康的那种一般的普通直觉理解的那种健康概念。根据Nordenfelt的说法,如果一个人想成为木匠,但由于不利的环境而不能成为,那么称他为“不健康”是很奇怪的。同样,根据Nordenfelt的说法,称一个缺少一只手臂的人“健康”也是很奇怪的,即使他有一个功能良好的假肢。他的概念确实好像很好的抓住了我们一般使用的那个术语用法,也就是说,健康一般被认为是身体和精神上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但不相同于well-being。
健康是(元)能力(Venkatapuram)
出于对“健康正义”的关注,而不是对普通语言的关注,Sridhar Venkatapuram主张反对(内部)能力和环境之间区别的健康概念。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他希望对健康的各种社会和物质决定因素有更强的认识。根据Venkatapuram的说法,健康是一种“能力”——在Amartya sen提出的这个术语的意义上——实现一套“核心人类能力”——正如Martha Nussbaum所阐述的那样。因此,健康意味着,考虑到你的心理、身体、社会和物质条件,你可以实现Nussbaum所列出的一套能力(即实现特定生命和行为的机会),这是美好人生的必要组成部分。
从本质上讲,Venkatapuram对健康的描述依赖于Nordenfelt的健康概念。两者都专注于寻求实现对他或她在生活中重要的事情的人类因素。而且,他们都认为“重要目标(或能力)的实现并不是健康的关键,而是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此外,他们都认为健康应该与一套目标或活动相联系,而这些目标或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目标或活动更重要。因此,Venkatapuram认为,健康不仅仅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种“实现或锻炼一系列能力”的能力。因此,他创造了“元能力”这个词,没有这个能力,人就失去了其他“基本”的机会。
不过Venkatapuram的概念在两个方面与Nordenfelt不同。第一个方面是已经提到的,拒绝把健康当作单独的内在的事情。Venkatapuram反对道,内在的和外在的边界对于人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区分。我们可以想想药物的使用和它的生理或心理的影响:用药对人来说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呢?根据Venkatapuram,我们也可以说对于人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健康。比如我们再次想象那个失去了手的木匠,Nordenfelt考虑他是不健康的,Venkatapuram的健康概念会把这个人当作健康的,只要他通过训练和手的假肢能够再次进行他的工作。他的健康能力因此由两个个外在因素组成:假肢和有效使用假肢的训练。第二,与Nordenfelt相反,Venkatapuram反对健康应该与个人偏好的实现有关的观点,因为偏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或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文化规范,这可能对特定的个人或群体不利。
健康是一种完全的身体、精神和社会健全的状态(WHO)
之前已经提到了,1948年WHO对健康的定义。健康不只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跟Venkatapuram和Nordenfelt的概念一样,意味着疾病原则上只是其他影响健康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它与之前两个概念的不同在于,他把健康等同于well-being,而不是只是一个参与因素。
WHO的概念常被反对的原因是它的概念太过宽泛和理想化。但是仅仅是反对他可能忽视了它的概念里包含着的人道主义的理想。所以,与其把健康看作是一个定义,不如把它看作是一种理想,一种“所有民族”的渴望。同时,WHO对“健康权”的说明把这个理想收缩了。这些特殊的健康权利包括,除其他外,预防、治疗和控制疾病的权利,获得基本药物的权利,产妇、儿童和生殖健康的权利,以及平等和及时获得基本保健服务的权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来的这种表达中,对健康和完全的well-being的确认被WHO通过强调最基本的“没有疾病和虚弱”而限制住了。世卫组织将健康定义为“完全的well-being”,这一定义因无法实现而受到批评,但人们可能会质疑,在全球健康的背景下,如此高的期望是否有问题。
健康是适应和自我管理的能力(Huber et al.)
Huber的概念我们前面也介绍了一些。“健康是适应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与六个“健康维度”之间的概念关系,似乎意味着后者的经验质量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健康程度,即能够适应和自我管理的程度。强调对健康的这些方面的主观看法,要求对生活的所有方面进行评估,在健康和主观的well-being之间产生了强烈的重叠。
概念的区分
根据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概念有所异同,这些异同被整理在下表中。
作者的分析大多基于哲学上的概念。但是在这里我们先撇去哲学概念的分析,只看下的结论。
实践导向的多概念与概念的演进
从两个视角对健康概念进行了回顾,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概念都多多少少有些相互关联,多多少少都是对某些概念的“发展”或“改进”。实践视角的回顾,看起来似乎也是一种“演进”,因为好像都是根据前面的概念进行修改一样。但是即使确实是对其他概念的回应,并不表示上一个概念就被完全否定了。演进论和实践论的不同在于,演进论通过否定前面的概念而得到“拥簇”,而实践论“演进性”因实践的不同而从之前的概念提取并再塑造了概念,而非简单的否定。人们总有一种理想,希望能够有一种完善的健康概念。难道所有的医疗实践不是都有那同一个目标吗?——为了“健康”。难道我们不应该有一个首要的概念去指导所有的实践吗?
我们可以有多种反对的说法。第一,任何试图通过一个特定的定义来捕捉健康含义的尝试,都忽视了健康这个概念似乎非常典型的“不定性”。我们知道,各种概念都抓住了我们所说的健康的概念的某个方面,我们也知道了各个概念的异同。这些实践的多概念们应该用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方法看:作为概念家族的成员,表现出一些相似之处,而不相同或共享同一本质。
第二,我们发现实践领域实在史太过多样了,以至于难以用一种概念去指导所有的实践,他们的同特征导致他们关注健康的不同方面。一个想抓住所有领域的健康概念实在太宽泛了,太模糊以至于根本无法使用。我们使用很多实践模型,而模型是基于概念搭建的。为了让概念更加“完满”,我们会让概念变得及其庞大,以至于模型也变得及其庞大,就像生物医学模型到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再到生物心理社会精神模型,再到社会生态模型,虽然不能否定这种演进的进步性,但是它也使实践模型变得极为臃肿而难以使用。
不同的实践概念其实说的是不同的情况,一种概念说“健康”,其实同时是一种对正常的评价。所以,健康概念是有着评价性的,是哲学上所说的“厚概念”。不同的概念认为不同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他们在乎的是不同的方面。概念应该有特定实践的指导性,因此,它们作为关键工具,帮助我们指出不同的观点或诊断概念和实际假设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选择一项强调某方面的概念也会不得不忽视另一方面,比如我们可能会关注患者的自然病情而忽视了患者的主观感受。这就是强调和取舍的问题:我们可以赋予不同方面或多或少的价值。甚至到最后,实践需要完全新的概念。
我不认为概念的演进和实践性是相互矛盾的。实践被概念指导,又塑造着概念,这是不同实践之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问题的变化,而概念也会进行演进,这存在于同一实践。一个实践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问题,要做适应性的改变,我们当然也可以说这实际上是实践变了。但问题的本质是,我们想用一个更好的、更合适的、更有指导性的、更有效的概念去指导我们的实践。所以我认为健康概念,应该是实践导向的演进概念。
不同实践,不同目的
生物医学研究、健康测量与健康不平等
从十九世纪的后半开始,医学作为自然科学,寻求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基础的观点开始占据优势。这意味着,当今我们知道的作为生物医学研究的实践,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作为疾病的生物学原因的知识,以及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医学治疗方法对健康的影响。这种研究主要受治愈疾病的愿望所推动,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以治愈为中心的健康实践。
鉴于生物医学研究的科学性,对健康的科学描述似乎是很得当的。在这方面,BST的自然主义使Booese的概念成为指导这类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候选,因为它将健康描述为正常的生物功能。这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相对中立和客观的标准或规范,以比较治疗或功能的影响。患病者个人的主观观点因此是被忽视的。对于治疗疾病的生物医学研究的焦点似乎也与BST的简化论一致,在某种程度上,疾病通常被概念化为“位于”身体的某一部分或部分身体过程中。我们看到,这种对部分功能的关注反映在当今研究人员之间的分工中,他们通常专门研究心脏和动脉、免疫系统、肌肉或大脑的功能障碍。
然而,尽管生物医学研究取得了成功,人们还是会质疑还原论是否提供了获得洞察力和知识的最佳途径。例如,身体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身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有被忽视的危险。此外,由于BST被批评导致了有争议的疾病归属,关于Boorse的概念作为生物医学研究实践的指导理想在多大程度上是站得住脚的,还需要进行更广泛的辩论。
生物医学研究总会设计健康的测量问题。对健康的定义毫无疑问是健康测量的基础。明确的健康概念是好的测量的保障。问题在于,因为有不同的健康概念,我们对健康的测量就会有不同,相反的说,我们对用一种方法进行健康的测量,难道可以直接用于另外的实践吗?这意味着,我们对健康的测量应该因实践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对健康测量结果解读,也应该限定于某些实践吗?进一步说,我们所设计的测量的健康的性质的不同,是不是也限定着我们选择健康概念呢?
健康水平的不平等是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促进区域、国家或全球人口的健康。"健康水平不平等"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健康是一种可衡量的东西。这不必然说健康概念是客观主义的概念:我们有着许多自述量表。既然正义是关注保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那么政策最好不要以一种极端相对主义的概念为指导。公正的正式概念,即平等的个案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至少似乎要求对每个人使用相同的衡量标准,这需要考虑概念是普适性的还是相对性的问题。为了促进公共卫生,特别需要关注健康决定因素,如安全的环境和获得保健的机会,着又涉及到环境主义和内在主义的问题。
慢性病与残疾问题
在许多实践中,我们追求着治愈;但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我们很难治愈,比如慢性病和残疾。面对这种情况,健康概念慢慢的像well-being靠近,也要求健康的概念应该把病人看作一个整体。我们更加关注患者对问题的应对,强调健康是某种能力,而不是一种“完全”的状态,而在概念上倾向于平衡论和适应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也需要听取病人对其自身状况的看法,如果可能的话,要加以倾听和并加以重视。出于这个原因,指导健康观念似乎应该(主要)是主观主义的,也就是说,要重视病人的观点。我们可以采取适当的概念指导下的某些实践模型去指导我们把患者的主观方面整合到我们的具体实践中的操作,比如健康的六个维度概念。ICF概念和模型是很好的模型,我们也可以对它们进行具体化的改造,以适合对我们具体实践的指导。
当今环境与政策问题
新冠大流行、全球危机、战争和冲突、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医疗不平等、社会决定因素,等等问题作者们在参考文中有所描述。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采取相对的健康概念。在这里不做讨论了。(因为才疏学浅)
康复与物理治疗概念的反思
仔细回顾一下,从开始踏入康复领域开始,我们被“灌输”的健康概念就是WHO1948年“完全状态”的概念,同时我们把ICF模型作为分析临床问题的重要的工具。我当然不是在说这是不好的,这反倒是康复的优势。我们总是从患者的功能角度思考问题,会关注患者的心理以及社会个人因素等等问题,更加的全面而整体。但其实实践中,我们更多的关注生物医学的部分,好像患者的活动和参与、心理和社会因素是被故意忽视掉一样。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实践的问题,而不是概念的问题,我们确实缺少那种可以把所有问题都加以考量的实践体系。但是概念的选择真的没有问题吗?
当下问题,我们面对着慢性病和残疾的患者增加的问题。这在之前都讨论过了,就不说了。另一方面,所有慢性病患者和残疾的患者几乎都有可能又心理和社会的问题。不仅只是这类患者,我们甚至很难找出哪个患者或哪种病症是只有纯粹的生物医学因素的,越来越多的问题与生活方式、物质环境、社会环境等相互关联。我们很难只从生物医学的方面去看待问题,临床推理也不能只靠对待构建良好(well-structured)的问题的方法——假说演绎法——来进行。心理和社会问题,是构建不良的(ill-structured)。我们急切地需要叙述医学(narrative medicine)的方法以及以患者为中心的诊疗体系。依据这些,我们也需要对概念提出不同的需求。即使都是在康复领域,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的实践,不同的专科甚至同专科的不同实践都需要我们再去考虑我们预设的概念,以及我们的实践体系。
总结
健康概念是既有描述性又有评价性的“厚概念”。健康概念应该用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方法看:作为概念家族的成员,表现出一些相似之处,而不相同或共享同一本质。概念指导着实践,实践同时也塑造着概念。当今世界发生了许多巨大的改变,我们急需对陈旧的健康概念进行回顾和重定义。依照时代和问题的改变,我们应该对健康概念进行适应性的演进。健康概念是实践导向的演进概念。
参考文献:
- Haverkamp B, Bovenkerk B, Verweij MF. A Practice-Oriented Review of Health Concepts. J Med Philos. 2018 Jul 9;43(4):381-401. doi: 10.1093/jmp/jhy011. PMID: 29986064.
- Krahn GL, Robinson A, Murray AJ, Havercamp SM, The Nisonger RRTC on Health and Function, It’s Time to Reconsider How We Define Health: Perspective from Disability and Chronic Condition, Disability and Health Journal, https://doi.org/10.1016/j.dhjo.2021.101129.